“拿着机票去换登机牌，却被告知飞机已经满员，只能改签到另一趟被延误的航班上。行程整整被延误了3个小时。”26日下午，北京市民肖先生状告某航空公司“机票超售”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（12月2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　　庭审中，航空公司代理律师解释说，“机票超售”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飞机的座位虚耗。因为常常有旅客因各种原因买了票却没登机，这就给航空公司造成了损失。“机票超售”是国际通用的行业惯例。

　　确实，不少非航空业的人都说，机票超售确实是“国际惯例”。但对照人家的介绍来看，我们的机票超售绝对不是什么“国际惯例”，而只是国际“半”例。

　　人家的国际惯例的第一特点是“事先告知”，买与不买超售机票的决定权在乘客手里。而我们的情况却是，“机票超售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乘客，只是具体某一条航线的某个航班，我们不可能用广而告之的方法进行告知，这样就可能没有一个乘客来买这个航班的机票了。”

　　而更加重要的是人家的国际惯例的第二特点：“事后赔偿”——所有因机票“超售”而被拒载的旅客有权获得经济赔偿，那些不急于出行的旅客可以选择放弃其座位以换取赔偿金。据了解，有许多旅行者非常留意航空公司的订座情况，并且争取成为自愿购买超售机票者，以期获得航空公司的补偿。据波音公司数据，美国航空界每乘运万人就会有近20位旅客被延误行程，但其中有约19人是自愿改乘其他航班的。而我们这里却根本就没有赔偿那一说，能获得满意的改签就算万幸了。

　　我们的航空公司将这样一个对航空公司和乘客都有益处的“国际惯例”变成了国际“半”例，只采用了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半，却根本就没把对乘客补偿的那一半学来。而就这么大搞国际“半”例，有理由不引发矛盾吗？